高福利国家的不同境遇

高标准的社会福利，是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是许多政治领导人争取民意的重要手段。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里，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的高低是衡量该国人民生活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准。
事实看上去也似乎确实如此。2016年3月，联合国发布了全球各国幸福指数的最新排行榜，榜单中幸福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依次为：丹麦、瑞士、冰岛、挪威、芬兰、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瑞典，这都是清一色的高福利国家。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这些国家为他们的公民安排好了一切：上学不用花钱；看病几乎免费；失业了，政府给发救济金；退休了，政府又提供丰厚的养老金……这些高福利国家中似乎没有穷人，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等，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不幸福呢？

可以说，高社会福利模式在北欧各国和澳洲是比较成功的，这些发达国家成为了世人心驰神往的移民圣地。但许多人忽略了一点，它们只是高福利国家中的少数分子。在西欧、南欧和拉丁美洲还有数量更多的高福利国家，这些国家却并没有给本国人民带来“北欧式”美好而浪漫的共产主义感觉。
比如，南美大国巴西一向以高福利著称，这里全民医疗免费、公立小学到公立大学的教育免费，但国内政局混乱，治安也差。2016年，巴西民众多次示威游行，指责政府治理不当，没多久前总统罗塞夫就被迫下台了。2016年巴西人举办的里约奥运会也被称为“史上最乱奥运”，奥运会期间盗窃案和抢劫案频发，各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甚至也无法得到保证。南欧国家希腊也是一个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在希腊，医疗和教育是免费的，全民参加养老保险，公务员一年可以领取14个月的工资，每年还可以带薪休假一个月，40岁时即可退休。但是，自2010年起，希腊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失业率上升，物资紧缺。

值得警惕的“高福利陷阱”

巴西和希腊的例子告诉我们，高福利并不是改善民生的灵丹妙药。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高福利会成为“陷阱”，它恰恰是巴西、希腊甚至西欧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困顿的重要原因。
高福利之所以会成为“陷阱”，原因就在于，高福利往往意味着政府的高投入，但政府并不是财富的创造者，所以高福利让政府背起沉重的财政负担，会迫使政府采用各种方法解决财源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赋税。2016年，美国著名商业网站Business Insider列出了全球总税率最高的27个国家，拉美高福利国家阿根廷的总税率位居全球第一。令人吃惊的是，阿根廷的总税率超过了企业利润的100%，达到惊人的137.3%！阿根廷企业上缴的营业税就得消耗其近90%的利润。在欧洲，排名最高的是高福利国家法国，它以66.6%的总税率排全球第九；亚洲税率最高的则是中国，虽然身为低福利国家，但中国总税率仍然排到第13位，为64.6%。
高赋税往往会带来两个不良后果，一是高赋税必然减少企业发展资金，制约企业发展。这类似于“杀鸡取卵”，当税率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收入下降，反而导致税收减少，进而使高福利难以为继。高赋税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由于穷人往往缴税很少，而富人又有许多手段避税，因此高赋税往往取自中产阶级，然而，中产阶级又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因素，过度索取赋税会导致这个动力机器熄火。
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即便是有着高的税收，一些国家仍然对维持高福利政策感到力不从心。一旦经济不景气，入不敷出时，高福利国家一般又会采用另外几种手段解决财源问题。一种手段是多印钞票，采用通胀形式暂时缓解压力，但这会导致资产价格暴涨以及生活成本暴涨，进而阻碍经济增长，加剧贫富分化，这就背离了福利主义的初衷。还有一种手段是靠借债来获得福利资源，但借债的结局我们都看到了，希腊债务危机一步步发展成了欧洲债务危机，巴西也是债台高筑，投资者逃离，经济衰退。最后一种手段是采用赤裸裸的扩张主义来获得福利收入。这种手段最野蛮，类似于二战时希特勒的对外扩张，当时希特勒发动战争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为了满足国内巨大的福利缺口。如今，扩张主义并没有消失，而且采取了各种变种形式，比如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形式，这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对世界和平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高福利可能带来社会问题

当“高福利陷阱”让国家陷入麻烦时，一些社会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些社会问题往往与我们直观的感觉是相反的。
比如，对工人的高福利反而会使更多工人失业。以法国为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有报告指出，最低工资保障、每周35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免费医疗、高薪退休等福利制度，导致法国企业的人工成本是一些亚洲企业的30倍。如此高的人工成本，使得法国产品在国际上毫无竞争力可言。既然工人福利高，企业效益低，那么法国企业就不敢多雇佣工人，失业率就会上升，政府就要多征税来发放失业救济，而高税收又导致企业生存压力增大，越发不敢雇佣工人。如此，法国工人的失业率反而越来越高。
又比如，国家实施福利的一个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但过度的高福利反而会拉大贫富差距。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政府可能会因为财政紧张而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高社会福利带来的种种管制对中小企业影响更大，高人工成本扼杀了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财团的垄断。而且，高社会福利往往会使行政成本变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需要更多的部门（即更多的公务员）来对此进行管理，许多高福利国家（比如希腊、巴西）的公务员待遇优厚，队伍庞大，成为瓜分社会福利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留给贫困者的“蛋糕”反而更少了。
在高福利显现出的弊端面前，许多高福利国家并非没有考虑过进行改革。但在已经形成的高福利传统面前，改革举步维艰。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多年来享惯高福利的国民很少会买政府的账，动辄报以罢工、上街游行等活动。以法国为例，1983年，为了降低失业率，同时也为讨好选民，密特朗总统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至60岁，却为此后的政府财政留下了包袱。1995年，阿兰•朱佩任总理后，尝试将养老金缴纳时间延长，并延迟退休年龄，结果导致各地工会的一致抵抗，全法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随后，西欧其他高福利国家也上演了类似的情景，2002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连任后，决心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推迟增加退休者的养老金，对拒绝再就业者予以削减救济金惩罚等，结果这些方案还在酝酿时就遭到民众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他2005年丢掉了总理职位。

适合国情才是关键

既然高福利政策如此危险，那么北欧国家为何能够长期维持国民的高福利呢？
首先，实力决定一切。在成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早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近百年时间里，北欧没怎么受到太大的战争创伤和损失（二战时仅被希特勒占领，没什么破坏），也没有受到各种“主义”的“折腾”，基本上都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从而产生了嘉士伯（1847年）、伊莱克斯（1919年）、乐高（1934年）、宜家（1943年）等著名的“长寿”企业，这些企业生产效率高，创造的财富和价值不可估量。
其次，北欧各国地广人稀负担轻，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和冰岛五个国家人口仅有 2500 万人，但国土面积却约有130 万平方千米。如此广大的国土，赐予了这些国家丰厚的“家底”，虽然北欧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但是北欧拥有大量的森林、铁矿、水力、石油、地热和渔业资源，比如北海渔场是世界著名的渔场，北海油田也是世界著名的产油区，产量大且质量好。北欧资源丰富，加之人口较少，人均资源占有量都非常高。
最后，北欧人长期具有新闻自由、普世平等、教育程度高、政治廉洁的传统。比如，芬兰是欧洲唯一既没有王室也没有土生土长贵族的国家，人人平等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什么特权意识。虽然芬兰人近一半的薪水要交税，但芬兰政府廉洁程度常年世界第一，这使得芬兰人相信政府，愿意把钱交给政府。共同的价值观、对政府的信赖使得芬兰人常常以多纳税为荣。
综合以上因素，北欧各国得天独厚的条件，才出现了特定的北欧高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着普遍意义的范例，别说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复制，即使在一些条件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难行通，比如美国。而一些南欧或者拉美国家远无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只是为了捕获人心，或者为了面子工程，生搬硬套高福利模式，只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目前是税赋高、福利少，因此不但没必要担心高福利社会的种种弊端，反而要增加更多的社会福利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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