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中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在“电车难题”的场景中，五个无辜的人被绑在铁轨上，你正驾驶着一辆电车呼啸而来。如果你不拐弯，那么这五个人死定了，如果你拉下列车控制杆，使列车朝另一个方向驶去，问题又来了，在另一个方向的轨道上有一个同样无辜的人。自从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首次提出“电车难题”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没有讨论出统一的答案。主流的观点渐渐变成两种，一种是道义论，另一种是结果论。按照道义论，所有生命皆平等，所以你不该转弯，但按照结果论，你应该转弯，毕竟只牺牲一个人才能获得最优的结果。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符合道德的，但行为却截然相反（详见《大科技·百科新说》2016年第2期《电车难题：转弯？不转弯？》一文）。
“电车难题”使哲学家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越是冥思苦想，就越来越陷入泥淖。然而现在，不仅哲学家要面对这个令人讨厌的难题，汽车产业的政策制定者和汽车生产商也开始受到它的折磨了。由于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上路，政策制定者和汽车生产商不得不考虑一下“电车难题”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

受到冲击的设计理念

从表面上来看，无人驾驶汽车似乎并不会带来新的不同。一辆汽车，不论它受汽车软件控制，还是由人类亲自驾驶，都要面临撞谁不撞谁的选择。然而实际上，只有在无人驾驶汽车中，“电车难题”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才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现实中，人类司机在遭遇紧急情况时，比如，面前突然冲出来一个人或者一辆车的时候，在一瞬间通常是丧失理智的，全靠下意识的操作。他或者急踩刹车，或者急转弯，完全没有时间做“电车难题”中的伦理学思考。而且，正是由于下意识的操作，最终的结果是司机无法把握的——有可能是虚惊一场，没人员伤亡；也有可能比不操作更严重，比如急转弯翻车或者导致连环追尾使更多人伤亡。
因此，在现实的交通事故中，我们很少会从伦理学上对司机做道德谴责（个别情况除外），毕竟，人都会出现失误。但是，无人驾驶汽车就不同了。它所有的反应都是汽车程序事先设定好了的。它不需要在那一瞬间做决定，汽车生产商早已用计算机代码告诉它，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所以，此时才真正出现了伦理问题，而且这种伦理问题将会冲击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理念。
无人驾驶汽车为什么会出现？作为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领军巨头，谷歌公司给出了权威的答案——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减少由于人类疏忽而造成的交通事故，进而降低事故中丧生或受伤的人数。也就是说，无人驾驶汽车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被设计出来的。那么在出现“电车难题”时，无人驾驶汽车的首要任务是为了保护车主的安全，还是为了保护车外人的安全？
举一个例子，你乘坐无人驾驶汽车行驶在山路上，发现面前有几个小孩堵在路中间，向左拐弯的话，你会有冲下悬崖的可能性，向右拐弯则是逆行道，违反了交通规则，有可能与前方驶来的汽车迎头相撞。这时，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理念是优先保证车内人的安全，那么汽车完全不会做任何操作，径直轧过去就行了，但后果会造成这几个小孩的身亡。另一方面，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理念是保护车外人的安全，那么很明显，这样的车卖不出去——无论车主还是汽车生产商，都不希望自己成为车祸的受害者。
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无人驾驶汽车遵守规则就必须造成伤害，是否应该允许无人驾驶汽车破坏交通规则呢（比如转入逆行道）？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与“遵守交通规则，降低事故风险”的常识相矛盾的。当然，也有人指出，也许可以在设计无人驾驶汽车软件的时候不设定什么“指导原则”，就让汽车模拟人类司机的下意识操作，让它在随机状态下运行。但这种“碰运气”的做法同样不符合人类发明无人驾驶汽车的初衷。

决策权和责任

对于前一个问题，也许通过技术的进步，汽车生产商们能够编写出无比复杂的程序，尽量让无人驾驶汽车在面对电车难题时做出合乎逻辑的选择。但是，想象一下，在未来的某一天里，乘坐在无人驾驶汽车中的你，生命处在出现“电车难题”的危急时刻，自己却无法做出决策，你会甘心么？
“电车难题”中的决策权至关重要，那么它应该属于谁？是汽车制造商、法律制定者，还是车主本人?谁来做决策，谁就有可能被推到道德的风口、伦理的浪尖上，而且，无人驾驶汽车在面临“电车难题”时决策权的归属会出现一些变数。比如，如果汽车生产商具有决策权，他们设计了一款无人驾驶汽车，让它在出现“电车难题”的情况下故意杀害车主，以降低事故中的人员伤亡。你如何保证司机不会自己修改程序，以确保自己永远不会被自己的汽车蓄意谋杀？计算机软件总有漏洞，总会有人能破解这些软件。
最后，如果无人驾驶汽车真的遭遇了“电车难题”，汽车软件在做出选择之后，谁需要站出来对后果负责呢?反正法律制定者不会让无人驾驶汽车本身来担责，“寻找明确的负责人”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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